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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召公谏厉王弭谤》赏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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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国语》是先秦史籍,相传它的作者和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同一个人(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);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,故《国语》又有《春秋》之称。有人甚至认为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本是同一部书,原与《春秋》并存,互不相干,后人为了要把它同《春秋》拉上关系,便把其中与《春秋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,分别附在《春秋》的各条之下,称之为《左传》;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,便是现存的《国语》(参看近人钱玄同《〈新学伪经考〉序言》。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。第一,从内容看,今本的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有不少重复的地方,个别叙述还有出入,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;而《国语》更不是被编写《左传》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。第二,从文笔看,《左传》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,文思畅达,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,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,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称为“左氏浮夸”,是有道理的。而《国语》的文章朴实无华,谨严拘束,没有《左传》那样锋芒外露,才气纵横。从文章风格来看,《左传》往往出奇制胜,而《国语》则多以平功夫,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,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。这篇《召公谏弭谤》系从《国语》选出,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,以见出它与《左传》异趣之处。

  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。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,并不像《左传》中的外交辞令或《战国策》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,纵横捭阖。他只是要把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、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,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。周厉王无道,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,所以遭到的;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,却是为了后来的(特别是最高者),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,多听听底层的意见,天下才能长治久安。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。

  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。厉王所以要“弭”谤,是由于“国人谤王”;而“谤”的由来则缘于“厉王虐”,可见乱由上作,真正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君主。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,只用了四个字,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。一是“虐”,二是“怒”,三是“杀”,四是“喜”。作为矛盾的“国人”,作者着墨更少。开始是“谤”,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;而在厉王的之下,人们最后只能用“道以目”来表达内心的和悲怨。至于这些害者的痛苦,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“民不堪命”来点明,笔墨经济而有力。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“国人”的口,从而感到高兴,正写出昏暴的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。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“吾能弭谤矣,乃不敢言”的狂妄之言,正与上文的“道以目”相呼应。把一场严峻的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,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。

  第二段的一、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,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力。金圣叹在他选批的《才子古文》中说:“前说民谤不可防,则比之以川;后说民谤必宜敬听,则比之以山川原隰。”前一层以“川”喻“民之口”,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;后一层以“土有山川”和有“原隰衍沃”来比喻“口之宣言”,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。看似两喻并列,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,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“防”,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“宣”。前一喻以“防川”与“防民之口”对举;后一喻则把土有“山川”和有“原隰衍沃”分作两层说,以与“宣言”对举,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。从修辞用字看,“防”有双关义,挡水称“防”(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),堵嘴也称“防”(用其引申义);召公说“防”,以与厉王所说的“弭”相对照,其所以用“防”而不用“弭”,正是借“防”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。然后更用“壅”“溃”和“决”“导”为喻:“壅”和“溃”与“宣言”的性质是对立的,是从对照着说;而“决”和“导”与“宣言”的道理是相通的,是从正面对照着说。最后一节是结论,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,说明民之“言”只能“宣”而不能“壅”,在上文“弭”“障”“防”“壅”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“壅”字来用,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,“壅”的结果乃是“溃”,一溃则不可,王朝的也就不存在了。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、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。

  第二节是正面陈述,用以结上一喻,启下一喻,最见出文逻辑严密,层次分明的特点。“故天子听政”句以“故”领起,是承上启下;接着用了个“使”字,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,至“耆艾修之”,用一“之”字截住。再用“而后”“是以”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,显得很周密完整。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。“献诗”“献曲”“献书”,这是使王览读的;“箴”“赋”“诵”“谏”,这是使王聆听的。这些见和闻的内容,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,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。下面的“传语”“尽规”“补察”以及带有小结式的“”和“修”,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而进言,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,从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。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,依旧有微细的差别,却又层次井然,有条不紊。如果“听政”的者真能把这些意见“斟酌”采用,自然会“事行而不悖”。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,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,无须重复了。

  召公说的“天子听政”一节话,我以为是有根据的。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,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,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“天子”加以和监督。到厉王时,这些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。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,其目的不外两个: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,二是对“文武之道”、“成康之治”有所憧憬,看似“发思古之幽情”,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。具有正统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,也提倡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,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。

 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所造成的后果,只有。一句说厉王,一句说国人,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,被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进行了惩罚制裁。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,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,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,而读来却余味无穷。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“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,毫不可惜”,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“浓缩”,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。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。

  (选自《古文精读举隅》,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,有删节)七、《召公谏厉王弭谤》赏析本文选自《国语·周语上》,是《国语》中的名篇之一,体现了《国语》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。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:周厉王施行,激起国人的不满和。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,要“宣之使言”,而周厉王“弗听”,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,结果国人奋起,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。这一历史事件,文章叙述完整,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,而且有发展和结果。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,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,表达了“民言不壅”,必须“宣之使言”的真理。基于这样的立意,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,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。全文共260多字,用于对线来字,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,是全文的精华之笔,体现了《国语》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。厉禁,采用“监谤”和“杀之”的手段来消除谤言,从而引出召公的劝谏。召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:“民言胡可壅?”“为民者宣之使言”。为什么民言不可“壅”而必须“宣”?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。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,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。首先用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作喻,用“防川”来喻“防民之口”,说明民言不可堵。接着又用“川壅而溃,伤人必多”作喻,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。召公将民比作水,自然贴切,将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,浅显易懂。显然,召公清楚地看到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,任何东西无法它,任何堵的办法,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。所以聪明的治水者“决之使导”,采用放的办法,疏通河道,使水流得欢畅,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,养育了百姓,国富民泰,化水害为水利。故“决之使导”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,是上策,由此过渡到“为民者宣之使言”,合乎逻辑,既自然,又中肯,言简意赅,说清了道理。光有道理是不够的,还需有“宣之使言”的具体措施。这措施是广开言,让各种人献言议政。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,“王以此斟酌”,才能“事行而不悖”,大治天下。“宣之使言”到底有多大好处?召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,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。他说:“民之有口,犹土之有山川也,财用于是乎出;犹其有原隰衍沃也,衣食于是乎生”,以土之有“山川”“原隰衍沃”来比喻民之有“口”,“山川”“原隰衍沃”生产出赖以的“财用”“衣食”,可见“山川”“原隰衍沃”之重要。那么民之“口”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,推行认为好的,防范认为坏的,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,这是国家存亡、治乱兴衰的大事,可见民之“口”的重要。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,其含义又很深刻、警策。召公以水设喻,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:“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,成而行之,胡可壅也?若壅其口,其与能几何?”从又将论述推进一层,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,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,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。这里,形象的比喻,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,使的道理变得直观、生动。本文偏重记言,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,阐明主旨。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,全文叙事,无一字之累赘,至简至练,极其概括,富有表现力。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,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。请看:“厉王虐”,一个“虐”字概括了厉王的所作所为。“王怒”,一个“怒”字浓缩了这个的而愚蠢,没有,视为逆耳的个性特点。“使监谤”,“以告,则杀之”,描绘出城内着的。“道以目”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。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,只用了“流王于彘”四个字,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。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?国人三年来的生活,国人前的准备,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,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,作者都没有写,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,真是精练到了极点。此外,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,特别是周厉王,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写,重在内在性格的。用“怒”“监”“杀”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、,用“怒”“喜”写出了厉王的愚蠢。文章的结尾“国人莫敢出言”与开头的“国人莫敢言”照应,仅多用一个“出”字,国人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。从思想价值来看,本文提出的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,“为民者宣之使言”的思想,具有因素,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厉王的,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,看到民言的重要,要求广开言,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。(选自《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》,安徽文艺出版社19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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