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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忆:50年代起很多人爱打听说了什么

  杜老反复提到的邓子恢可能不为当代读者所熟悉,因此他对这位忠厚的描述读来尤为传神:“从50年始,很多人习惯打听毛说了什么话,有什么,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传达。邓子恢却连个完整的记录都没有,只是大致记几句话,但能抓住要义。思想上,肚子里有话就说,少有保留。”

  中华人成立后,历任中南局、中南局军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,领导中南地区土地。1953年初调任农村工作部(部长邓子恢)、农村办公室副主任,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。1956年后,历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,中国科学院、中科院党组副,1961年主持起草《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14条意见》。1979年任中华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。1983年起历任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,兼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,顾问委员会委员,财经领导小组,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、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、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。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政策。

  杜润生被誉为“中国农村之父”,是具有深刻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之一。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“一文件”,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主要著作有:《中国农村经济》、《中国农村的选择》、《中国农村制度变迁》、《杜润生文集》等。

  解放战争胜利前后,决策机制尚未高度集中,尤其是那些功勋卓著的资深家,更是绝少权威,多半能够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在决策过程中畅所欲言。遗憾的是,这种决策成分随着一次次提升到层面的强制性大而逐渐减少,以至于最终出现高层决策的局面。

  在1951年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,作家赵树理因熟悉农村生活应邀参加。他向主持会议的陈伯达反映,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和互助组。两人分别讲山西话和福建话,互相听不懂。当陈弄清赵的看法就说:“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!”

  高层决策与基层颇有相似之处。借用电影“”中的一句台词来说,在其中活动着的人也是普通人。他们既有出于历史感而对理想的追求,也有根据责任而履行义务的努力,还有一般人都有的个人动机。因此,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高层决策者一贯正确,但是应当思考,用什么样的制度所有有效参与重大经济决策,用什么样的方式制衡国家的行使,从而尽可能减少决策失误对的不利影响。

  我和杜润生同志相识已有20多年了。1985年,他率农村政策研究室访问联邦,我在斯图加特Hohenheim大学读书。代表团在斯图加特停留两天,专门考察农户与合作社,我给杜老当了一阵子翻译。那时候中国农村经济轰轰烈烈,担任农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国内外的影响也如日中天。可是他跟我这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聊天,一点儿也没有的官架子,不断地询问的农业经济问题,像个亲切好学的老教授。

  1988年我学成回国,因为常与农研室的同行合作,与杜老也时有交往。1990年以后,杜老虽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,可是一些国外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学家访问时,还是要求见他,例如,先后担任过国际农会的教授Dams和VonBraun先生,曾担任美国东研究中心副主任的Kuppel先生,以及一些大学的教授。这几位教授拜访他的时候,都是由我当翻译。欧美国家的学者关注的领域都很广泛,提出的问题既有宏观层次的又有微观层次的。杜老的回答总是十分睿智,让我这个旁听者也有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之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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